首页 总论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 党建 国防 外交
首页 >> 影响力 >> 正文
重塑新型政商关系的互动机制与交往规则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唐亚林    2016-07-01 10:00:00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历史与社会现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解决发展中大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战略。发展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离开了发展,偏离了科学发展,什么都无从谈起。

  大发展:重塑新型政商关系的根本动力

  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大发展目标,需要重塑当代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政府自身纵横向权力结构关系这三大关系,而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商关系则是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方向,进行了科学定位,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现代经济体制中,市场与政府的职能不同,自然作用领域也不同,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积极作用,是执政党和政府立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所作出的战略认知和宏观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了四大转型特征: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呈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转型的特征;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呈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转型的特征;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呈现从政府强力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与政府二元作用并举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型的特征;在经济发展主体力量上,呈现从依赖政府主体力量的行政推动向依赖以各类企业家为主体的市场主体力量的自主创新逐渐转型的特征。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转型特征之复合,既推动了当代中国“发展型国家”与“地方竞争型政府”相结合的发展主义路径的生成,又导致了畸形的政商关系的形成。地方政府为获得和维持独立利益和自主地位(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在政策取向与行为方式上充分利用自然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社会文化条件等,展开了以招商引资政策驱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快速增长、地方政绩塑造为主要导向的地方竞争活动。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针对国有资本投资、民营资本投资乃至国外资本投资的竞争活动空前激烈,加之地方政府所采取的竞争手段在本质上属于“政策优惠大于制度创新”,导致公权力与各类资本的结合成为驱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这种公权力与各类资本的结合,又因为公权力的执掌者在现实生活中掌握了受约束性很小的庞大审批资源与项目,导致了大大小小的官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自谋私利、企业主利用资本围猎公权力的“官商勾结”现象比比皆是,要么官员成为企业主的“座上宾”,要么企业主成为官员的“家中客”,二者互通款曲、暗通有无。畸形的政商关系不仅成为各种腐败现象的“温床”,而且成为损害公共利益、扭曲社会价值体系的“根源”。

  中国的大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各主体力量的积极作为,尤其是各类企业家的自主创新作用,也离不开政府构建宏观制度和提供微观服务的作用,更离不开健康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塑造。重塑健康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一方面需要以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理念为指导,重拾作为新型政企关系互动机制的“大联系战略”,构建“大联系战略”的系统化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需要构建基于可信的政治承诺的共识性信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以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共同监督、共同发展的“大信任”为导向的新型政商交往规则。

  大联系:重塑新型政商关系的互动机制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在此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型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传统依赖资源、低成本劳动力、投资等要素拉动经济发展的地区来说,不仅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困难、经济发展后劲乏力、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的阵痛,而且面临大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产业工人下岗失业、社会稳定问题突出等难题。

  党的十八大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大了对各类腐败案件的查处与打击力度,并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四风’”等制度,许多原来处于灰色地带的消极腐败现象也得到了有力整治,官场不正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如“不贪不占、啥也不干”“占着位置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等“懒政”“怠政”“庸政”之“为官不为”现象。这种“为官不为”现象,在经济新常态下遭遇经济发展结构性调整、公共服务累积性增加、社会治理有序性提升等压力的叠加,导致原来因公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各类资本肆意围猎公权力而形成的畸形政商关系,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逐渐回归正常关系之后,却呈现了另一种走向,即地方政府与企业主之间“背靠背”地不敢公开来往了,企业出现了各种问题,向政府求助时往往遭遇“冷脸”,官员也往往不敢主动去为企业排忧解难,怕担上说不清的“罪名”。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遭遇到了新问题。

  重塑新型政商关系的互动机制,首先在战略上要重拾“大联系战略”,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工作路线的“群众路线”,其内涵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以“群众路线”为内核的“大联系战略”,体现在新型政企关系上,就是“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依靠企业”“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具体说来,作为新型政企互动机制的“大联系战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执政党和政府关于企业发展与营商环境的所有决策,始终坚持“从企业中来、从企业家中来、从企业广大职工中来”,坚持倾听企业家群体与广大职工的心声,保证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另一方面是执政党和政府官员始终保持良好的个人修养和踏实的工作作风,坚持“到企业中去、到企业家中去、到企业广大职工中去”,将党和政府的精神传达给企业、企业家、企业广大职工,保持政府与企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其次,要在策略上注重将“大联系战略”转化为系统化的运作机制。作为“大联系战略”的系统化运作机制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党委和政府主要官员定期定点联系辖区内重要代表性企业与重要企业家代表性人士机制。党委和政府主要官员对辖区内重要代表性企业和重要企业家代表性人士,要保持定期定点联系,及时通报政情区情,听取企情行情,有针对性地改进政府对企业提供的各类行政服务质量,解答疑问,坦诚沟通,共议共商发展大计。第二,政府行业部门联系行业企业机制。政府行业部门平等地对待辖区内所有行业企业,听取行业企业呼声,科学制定并适时调整行业政策,及时宣讲普及行业政策,加强有效监管,促进政府行业部门与行业企业的有机互动。第三,地方党委与政府通过党组织、行政服务组织联系广大企业党员、广大企业职工机制。通过地方党委、园区党组织、企业党组织、企业党员四方互动,一方面可以确保企业发展尤其是“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企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企业发展塑造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政府可以通过发挥各类行政服务组织的综合服务作用,为广大企业职工提供合法的福利保障服务、良好的法律援助与生活服务,从而为企业广大职工创造和谐发展环境,解除企业家与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

  最后,要在关系理念上注重将“大联系战略”转化为内生性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理念,将执政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企业发展的绩效性、广大企业职工和社会民众工作与生活的公正性三方面价值,内化于个人发展、社会发展、企业发展、地区发展与国家发展有机统一的历史进程之中。国家的发展、地区的发展、企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个人的发展,既离不开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力量,又离不开作为调控市场主体的政府力量,更离不开创造美好生活的广大企业职工与人民群众自发创造力量,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在新型政企关系的互动机制建设上,无论是战略层面的“大联系战略”,还是策略层面的“系统化运行机制”,都离不开构建内生性的新型政企合作伙伴关系理念以及融合法性、绩效性、公正性三大价值于一体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指导与引领。这是确保当代中国新型政企关系、新型政商关系始终保持有机互动、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始终固守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基石。

  大信任:重塑新型政商关系的交往规则

  政府作为从社会中产生又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不仅可以为市场和社会提供必要的秩序规范和公共产品,而且可以通过做出“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s),建立对官员行为进行可靠限制以及对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法人主体权利进行有效保护的制度体系,并由此形成推动官员们自觉地把维护各类法人主体权利当作自己利益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建立在“可信的承诺”之上的有序制度体系包括如下内容:一个产生各类机构和建立一系列权利和基本公民权利的制度矩阵;一个稳定的关于政治和经济市场上交易关系的结构;一整套切实促进政府制定一系列政治规范和加强保护组织和交易关系权利的根本制度;由规范内在化和外在强化(对于个人)相结合导致的多数人同意。(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等主编,叶娟丽等译:《繁荣的治理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9页)这是一个社会得以健康发展、持续繁荣的制度根基。

  就当代中国的新型政商关系而言,各级政府不仅要建立可以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利的制度体系,而且要建立一种基于“可信的承诺”的共识性信念体系,这种共识性信念体系就是一种基于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共同监督、共同发展的“大信任”交往规则,从而为构建稳定的市场秩序、社会秩序提供基本的规范遵循和信念指导。一般而言,“可信的承诺”分为两类,即“动机意义上的可信承诺”和“强制意义上的可信承诺”,前者指符合参与人激励相容约束,可以被自我实施的承诺,即通常意义上的“声誉机制”;后者指通过外在约束或压力所保证的承诺,即通常意义上的“制度性安排”。(同上)

  在实践中,针对构建基于“可信的承诺”的共识性信念体系这一新型政商关系的基本内容,2016年4月25日,广东省佛山市纪委监察局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基于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共同监督、共同发展的新型政商关系“大信任”交往规则,即《佛山市政商关系行为守则》和《佛山市政商交往若干具体问题行为指引(试行)》,以期通过规范政商交往、加强政企沟通的方式,达到鼓励干部“为官有为”,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发展之目标。

  通览《佛山市政商关系行为守则》和《佛山市政商交往若干具体问题行为指引(试行)》,一个主旨思想是按照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结合当代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充分尊重既有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微制度创新”方式,分别对政商关系中的两方人员—公职人员、企业人员的行为规范,列出具有可操行性、可衔接性的“负面清单”,以达到共同营造守法诚信、风清气正、交往有道、和谐高效的良好政商环境,同心协力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之目标。比如,《佛山市政商关系行为守则》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要求,从“平等相待”“真诚服务”“积极有为”“阳光交往”四个方面提出正面倡导,列明“负面清单”;对“企业人员”的行为规范要求,从“共谋发展”“守住底线”“诚信经营”“永不行贿”四个方面提出正面倡导,列明“负面清单”。《佛山市政商交往若干具体问题行为指引(试行)》对“主动服务企业”事项,从科学制定政策、全面公布政策、注重普及政策、及时解答疑问、尽力解决问题作出指引;对“鼓励正常交往”事项,重点对“政”“商”交往中参加活动、工作餐、收受礼品三类行为作出指引;对“发挥纽带作用”事项,分别从支持开展有益活动、加强合作、推进自律等方面对机关单位及公职人员作出指引;对“明确纪律要求”事项,从惩处庸政懒政、遵守纪律、追究责任三个方面作出明确要求。

  毋庸讳言,广东省佛山市纪委监察局对于重塑以“大信任”为导向的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探索,尚处于初步和局部的范畴,其侧重点在于构建基于“可信的承诺”的共识性信念体系,其创新点仍属于“微制度创新”层面,有待于进一步上升至全国层面的“整体性制度创新”高度。将地区层面的“微制度创新”与全国层面的“整体性制度创新”有机结合,需要执政党和政府及时总结各地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从有效约束公权力、积极发挥市场各类主体力量作用、充分维护各类法人主体权利等方面,做好基本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工作,对新型政企关系、新型政商关系作出系统化、整体化、制度化、法治化的战略部署,并予以切实实施。唯如此,健康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才能尽快得到有效构建,才能转化为推动当代中国大发展大繁荣的可持续的制度化动力机制。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版权声明】凡来源理论网的内容,其版权均属理论网所有。未经中央党校报刊社书面授权,任何媒体、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不得引用、复制、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
相关新闻
 
精华推荐
新闻排行内容加载中...
微信扫一扫
报刊社简介 | 新闻信息许可:1012011002 | 京ICP备12002119号-1 |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0448号 | 版权声明 |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投稿信箱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62805042 18801149911
Copyright © 2015-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理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