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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促进形成新型政商关系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宋寒松    2016-07-01 10:02:00 

  当前,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步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仅关系净化政治生态和政务环境,也关系形成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深思熟虑,指点迷津,用“亲”“清”两字对新型政商关系进行了界定,从政商两个方面,辩证地阐释了新型政商关系的科学内涵。如何清醒认识负面的政商关系,如何形成有利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新生态”,已经成为整个政府部门、经济界和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话题。

  扭曲、畸形政商关系的主要类型及表现形式

  健康的政商关系应当促使企业把精力放在提高生产经营质效、产品竞争力、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来,政府追求公共精神,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做好“裁判员”,最大限度地释放企业活力,促进形成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公平、有序、安全的市场竞争环境。反之,不良的政商环境,会导致企业不依靠提供优质、价廉、安全的产品供给来获取市场份额,而是以各种“公关”手段获取交易机会和市场资源,政府则丧失公共性,按照“潜规则”办事,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严重破坏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一般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层层设卡,形成企业家“离不开、靠不住”的单向利益输送关系。个别领导干部把当地生产经营单位当作“唐僧肉”“摇钱树”,利用手中的审核、审批、审验、检查、司法执法等行政司法权力处处刁难生产经营单位,通过明示、暗示等方式索贿受贿,生产经营单位为争取生存空间不得不投其所好、拿钱铺路。  二是政商之间勾肩搭背、水乳交融,形成稳定的利益输送关系。一些企业商人随领导干部任职单位、部门和地方的变化而改变业务领域、种类、区域,贿随权移,权为贿用。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获取政策、资源、价格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搞“金钱”“美女”公关,精心设计,从领导干部的兴趣、子女、亲属等薄弱环节入手,大肆行贿,围猎领导干部,并且细目入账以便事后要挟。领导干部一旦就范,出于“感情”“把柄”“利益”等多种考虑,往往越走越远、越陷越深,把党纪、国法抛至脑后,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形成腐败利益集团。

  三是政商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形成“背靠背”关系。一些领导干部出于能力不足而“不能为”,动力不足而“不想为”,担当不足而“不敢为”,形成了一种“背靠背”的政商关系。特别是随着查办职务犯罪的力度逐步加大,有些干部虽然不吃、不拿、不要,但懒政怠政、不作为的问题和思想突出,躲商、惧商甚至抑商。有的企业家对官员缺乏信赖,不愿意表达正常、合法的利益诉求,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

  扭曲、畸形政商关系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危害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深入推进,形成了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和强大震慑,创造了形成健康积极政商关系的良好内外部环境。但扭曲、畸形的政商关系依然客观存在,给政治建设、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带来多个层面、多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和制约。

  一是破坏党风廉政建设,阻碍服务政府和廉洁政府的构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工作内容逐步深入推进,进一步促进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纯洁政务环境。但是,由于政商之间界限不明、政府权力界限不清,形成了灰色地带,甚至是真空区域,滋生腐败的温床依然存在。政府官员滥用手中的权力为不法商人谋取非法利益,获取巨额贿赂,满足私欲,甚至为自己谋求政治资本、实现政治野心;不法商人游走于政府官员之间,凭借官员作为保护伞,谋取不当利益。这种政商关系严重侵蚀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成果,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

  二是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影响实现公平、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能否建起良性的政商关系,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良性的政商关系下,政府扮演好“裁判员”的角色,企业扮演好“运动员”的角色,政府部门规范、高效,提供优质服务;企业诚信经营,提供优质产品,真正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反之,一些政商关系演变成权力寻租、权力依附,官员利用权力在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转让、税收政策优惠、行业准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经济资源与制度资源等方面的“魔力”,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为企业搞利益输送;不法商人通过与官员暗相授送,在获得补贴、特殊政策、稀缺资源、商业机遇等方面获取不正当利益。这种政商关系严重破坏了市场规则,严重违背了市场规律,严重妨碍了财税体制、供给侧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

  三是严重影响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实施,阻碍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植新的增长动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党和国家实施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国家必将随之加大投入,项目、资金、政策必将随之倾斜。但是,畸形的政商关系演变而来的腐败犯罪不仅会扭曲市场竞争淘汰规则,出现“劣币淘汰优币”的逆淘汰,而且会导致企业隐形成本增加、缺乏核心竞争力、提供的产品缺乏质量技术优势、承建的基础设施缺乏质量安全保障,等等,严重破坏国家重大经济战略的实施。

  四是对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巨大威胁,甚至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一些官员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放松对生产、经营安全的监管,严重失职渎职,在食品、药品、生态环境、生产安全等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人身伤亡和环境破坏,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2015年8月12日发生的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人民币。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暴露出企业违法违规经营和政府监管失职渎职等问题十分突出,一些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在人情、关系和利益诱惑面前,存在失职渎职、玩忽职守以及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的腐败行为,为瑞海公司规避法定的审批、监管出主意,呼应配合,致使该公司长期违法违规经营。(《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诉求的表达方式日趋激烈,扭曲、畸形的政商关系演变的腐败犯罪,将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与腐败犯罪的后果产生叠加、连锁效应,进一步激化矛盾,对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巨大威胁,甚至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五是不利于调动企业家创新发展的积极性,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和氛围,需要政商之间在信任、坦诚的基础上形成积极的良性互动关系。政府官员躲商、惧商甚至抑商形成的“背靠背”政商关系,极大伤害了企业家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不利于调动企业家创新干事的热情,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给经济发展动力转型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促进形成新型政商关系

  检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根本指引和基本遵循,立足职能,充分发挥打击、预防、监督、服务、保护等多元功能,促进形成新型政商关系。

  一是继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促进政商交往有道、交往有界。腐败犯罪是扭曲、畸形的政商关系的必然产物,遏制腐败犯罪对促进形成新型政商关系尤为重要。检察机关通过依法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形成对腐败犯罪的强大刑法震慑,有利于领导干部清醒认识权力边界,有利于树立“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底线思维,有利于政商之间“清”的关系逐步形成。检察机关要依法惩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招商引资、证照颁发审验、项目审批、土地征用、工商管理、税收征管、金融贷款以及国家财政补贴等职务之便,向企业通过明示、暗示等方式索贿、受贿的犯罪,依法惩治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领域,企业资本参股、参与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贿赂犯罪。

  二是依法打击行贿犯罪,防止不法商人“围猎”干部。行贿犯罪不仅滋生受贿、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职务犯罪,而且还严重侵犯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剥夺他们的交易机会,甚至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要促进形成新型政商关系,一味抓好领导干部这一头是不够的,还要依法严厉打击行贿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390条进行了修改,更加严格了行贿犯罪的出罪条件,严密了法网,充分体现了严厉打击行贿犯罪的立法精神。检察机关要重点查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设套”行贿、长期腐蚀“围猎”领导干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犯罪。通过有效打击行贿犯罪,引导企业商人树立依法依规经营,促进企业商人把精力投入到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和为社会创造财富上来。

  三是重点打击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确保司法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工作有着一定的特殊性,是企业维护自身权利的最后救济途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对相对弱势的企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破坏了企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检察机关作为宪法确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监督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突出问题的责任,要依法打击违法使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以案谋私、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以及涉及企业债务纠纷、股权分配、知识产权、职工工资、劳动争议、工伤赔偿等案件审判、执行活动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

  四是坚决依法反腐,坚定企业对法治国家的信心。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坚持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防止不讲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企业商人,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合法经营收入与违法犯罪所得的界限、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界限、不正当经济活动与违法犯罪的界限等;对于政府官员,要严格区分改革探索出现偏差与职务犯罪的界限,涉及经济发展、深化改革、推动创新的重大复杂职务犯罪案件,要审慎处理、妥善解决;对于现行法律政策规定不清、对经济发展有利、危害不大的案件,采用民事、经济、行政等手段处理效果更好的,不宜采用刑事手段处理;要注意方式方法和办案时机选择,综合考虑政府管理创新职能履行、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等,慎重使用羁押性措施和强制性财产措施。依法惩治犯罪者、支持改革者、保护创业者、教育失误者,促进形成积极健康互动的政商关系。

  五是创新预防方式,促进官商形成“亲”“清”关系。预防和减少犯罪是检察机关惩治犯罪工作的必然延伸,也是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这些年来,不少地方检察机关紧密结合司法办案,深入开展预防工作,受到政府部门和企业商人的欢迎。检察机关要结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采取普法讲座、以案释法等方式,帮助和促进企业强化依法经营意识,明确法律红线和法律风险,促进企业及从业人员做到依法办事、守法经营;深入剖析典型案件和发案规律,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和研究形成高质量的预防报告,促进政府部门完善“哪些可为”的权力清单和“哪些不可为”的负面清单,划清权力界限,促进领导干部商事活动报备制度、现金管理等机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作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四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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