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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识形态表达的话语方式
来源:山西日报    作者:朱康有    2017-06-07 09:26:00 

  【作者简介】

  朱康有(1967年-),山西省平陆县人。博士,中共党员,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专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理论研究》等5部,主编、副主编、参编47部,在《人民日报》《中国军事科学》《中国哲学史》等报刊上发表文章98篇。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全军政治理论成果一等奖2次。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文化要有适当的表达方式,才能让人产生自信。在文化的各种表达方式中,语言文字是最为重要的,其他比如物质的、制度的等方式也需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意思。在各种主体的表达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由于影响巨大,其话语表达最为引人注目。

  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理念

  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强化以后,政府、政党的作为之外,确实还有一个如何去“说”的问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是强化了社会舆情、国家意识、世界舆论,借助于虚拟空间被瞬间放大的能量“翻江倒海”“众口铄金”——在真相到来之前,事实已经覆辙,进而导致民族解体、国家分裂不是不可能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特别是其表达层面的“话语权”建设,是时代提出的紧迫任务。

  涉及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论题,关键在于能否将意识形态的民族性、阶级性、价值性、利益性与合理性、合法性、真理性统一起来。如果局限在一切剥削阶级和事实上的统治阶级,这一关键问题就不可能得以很好解决或者被掩盖起来。纯粹的共产党人建立的意识形态,其彻底性毫无疑问地能够协调并解决这些对立的成分。

  政治权力作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乃至强制力,但它是一种软性的力量。“柔性”不是柔而无力的软弱。列宁曾经有“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他实际上也主要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着眼的。只要现代世界存在着错误思想和正确思想的斗争,存在着国家之间的斗争,意识形态就不能放下自己手中作为“笔”的武器的战斗性。无论是对来自内部社会的错误、偏颇做法和思潮,还是对外部世界的非正义性作为和思潮,敢于直面问题,采取分析式的批评、批判本就是理论发展的合理途径。

  政党产生于主义,主义规定了这一团体的宗旨、信仰和长远目标,战略、策略都会根据时代作相应的调整,唯独把不同阶层团结起来的最终精神和行为支撑一般不会发生偏移。认定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如果朝暮变化,团体就会因一盘散沙而失去了核心的凝聚力。这也是我们在意识形态的最高层面反复强调“一元”指导的根本原因。

  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主体性

  正统意识形态表现为政党团体的话语方式,如何说它可以获得“主体性”的个性特色?固然,意识形态通过全党或国家性质的决议、最高领导人的讲话表述,越来越失去某个特定人物的个性色彩,正统意识形态集中多数人的理念,变为社会化、公众化的语言,企及得到公共认同并自觉遵从。往往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了,施政方针、思想观念的调整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主导话语系统的建构随之会有所不同。

  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一定要对青年一代富有号召力,毕竟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交到他们的手中。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持续不断地灌输进入青年人的头脑。靠什么来激起一辈辈潮涌似的后来者宏大的国家崇高感、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人们交流的语言工具的各种组合可以编织出五彩的世界。

  首先,行动自身便具有辩护的力量,它或许不需要堆砌许多高大上的语言表层,而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传唱于世人的口中。“真干”胜过一切空言,它能够产生耀眼的辩证理性智慧。实践的“曲成”,在细节上将极大丰富“文”的通达影响,提升语言的渗透魅力,展现话语者的体悟个性。实践的成就,不只是数字的增长,还标志着能够讲出各式各样的新鲜故事来。

  其次,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可以用多种多样的形式间接地体现出来。话语的主体性是其自身获取个性丰富的源泉。大众传媒张扬了形形色色主体性存在。在社会交流中,话语的特性是区分每个个体独有色彩的最重要表征之一。除了内涵的深度、外延的广度,话语背后隐含着情感、态度、口气以及音质、节奏等细微处,据此即可识别出主体的身份和面貌。公共的意识形态话语需要不同社会主体的“分担”和“解析”,才能最终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运行中扎下根。庞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其操作层面的贯彻则需要层层的转换。简言之,意识形态话语一旦获得个性的特征,能够使其脱离因抽象、普遍而带来的“架空”危险。

  最后,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应该吸收社会资源,特别应当关注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以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除了杰出领袖、执政党的功绩,还有理论界的广泛参与。那些饱含时代高度和深度的理论研究成果,其语言表达同样丰富了时代的词汇和范畴。汲取文化世界的合理成分,能有效针砭话语的贫乏和空泛。

  话语暗含的问题意识及其解决

  意识形态话语凝聚了某个阶段上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决议也好、政治人物讲话也好,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问题。有的是问题解决的思路和方向,有的是解决问题需要坚持的观点和理念,而决策和实施往往有赖于方方面面具体去研究和部署。

  意识形态的字里行间处处都包含着有待各行业解决的“疑难杂症”,这些决定、决议只要去认真追寻,亦可延伸出层层无穷尽的问题空间。持续将之探索,直至深度地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刻行在社会历史的运行中,微观地看星星点点,最后却成就了整体的全局,灵活地使无形的意识形态大网“兑换为”生产生活的实际、精神活动的依赖。

  问题是时代呼唤需要给予回答的“钥匙”。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他把问题等同于一个个需要解决的矛盾,非常具有先见之明。毫无变通地机械搬用、不折不扣地僵化应用,往往遮蔽了大量的棘手矛盾,回避了严峻的现实问题。清醒的忧患头脑应唤起民众冷静地应对一个风险社会的到来,始终关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前车之鉴,为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深谋远虑。

  话语承传文化文明,能否理解、接受、认同,考验其有效性程度。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应一定程度上适应大众的话语方式、学术界的话语方式。虽然我们无法消除“自上而下”的痕迹,而商议式的平等对话方式更能直指人心却是周知的。问题的解决一定是生动活泼、创新性的,在形下分解和主体性诠释中,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如何“目光向下”,适应并跟得上丰富多彩的对象维度,始终是一个待解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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