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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有本难念的经
——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二)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丁万明     2017-08-07 08:57:00 
  先秦至唐五代的选官制度
  选贤任能,自古是吏治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怎样才能选到贤能之士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就微观制度操作层面而言,先秦时期主要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秦始皇改而实行封建官僚制,大多数官吏都是靠军功而得到爵位和官职的。在汉代,察举和征辟是当时选用官员的重要方法。察举和征辟的主要根据是被选者的乡党评论,即所谓乡举里选。问题是乡党评论的话语权逐渐被有势力、有影响的官僚利益集团所操纵。豪族大家把持话语权,他们互相勾结起来推荐亲属故旧,完全置公道于不顾,以至于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怪现象。即便有良心的品评者,他们的话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也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东汉后期汝南地区评论人物,照例每月初一进行,称为“月旦评”,曹操当年得了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他却美滋滋地大笑而去。
  汉代亡于宦官干政、外戚专权,到了曹魏政权便吸取教训,魏文帝曹丕诏令“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规定宦官外戚一概不得干预朝政。为了矫正察举、征辟的弊端,曹丕还采纳了礼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建立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中正制杜绝了以往凭着少数人一言就使人飞黄腾达的现象,要求中正官根据家世、才能、德行,察访与被品评人同籍而散在各地的士人,把人才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此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
  九品中正制的好处是使任人以官更规范、更便于根据评级的不同而确定官级,给吏部的操作省了不少事。所以起初的积极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晋书·卫瓘传》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但是九品中正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那就是品评的话语权掌握在一些在职官员手里,而且这些人还是士家大族。这些士家大族对人物的评定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以门第为标准,导致九品中正选官的流弊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现象。东晋之后,士族与庶族的分野进一步被强化,“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南朝齐规定:“甲族(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族)以三十试吏。”门阀士族的势力鼎盛期在东晋江左百年间,此后在南北朝时期日趋衰弱,但士族势力僵而不死,隋唐时期的门阀士族仍然居于很重要的地位。一直到唐末,农民起义的爆发,致使“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到朱全忠将包括被他称为“衣冠宿望难制者”的裴枢在内的三十余名朝官斩杀于白马驿,投尸黄河,才标志着门阀士族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
论资排辈制度的起始
在南北朝时期,伴随着门阀士族的日趋衰弱,羽林武人凭借着乱世军功迫不及待希望取得为官的实权。然而僧多粥少。到了北魏时期,为了解决官职少应选者多的矛盾,吏部尚书崔亮奏请为停年格制,即不问才能,授官一律依年资分先后。凡有空缺职位,不问贤愚,择停解年月日久的优先叙用。这就是所谓停年格。自西汉以来,就把任职年资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但当时并不仅仅用这一种办法决定官员的升迁。至北魏崔亮始,论资排辈堂而皇之登上了历史舞台。
  事实上,崔亮提出论资排辈是囿于当时武人乱政而不得已为之。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利益集团的,是被迫的让步。耐人寻味的是,崔亮的继任者甄琛等人“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顾炎武评价说,“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权宜之计为什么会被后世沿用下去?
  据《魏书·崔亮传》记载,崔亮当组织部长(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照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够,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只要熬够年头就可以提拔任用。那些被埋没在低阶层的官员,全都称赞崔亮贤明能干。
  崔亮的外甥、最高监察署军事参议官(司空咨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就写了封信规劝崔亮,大意是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拔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您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了论资排辈呢?这样一来,天下之士谁还再去克己苦修、注重名节呢?
  崔亮写信回答说:你讲的道理很深刻,我侥幸当了吏部尚书,经常考虑选贤任能,报答明主的恩情,这是我的本意。而论资排辈,实在有其缘故。今天已经被你责备了,千载之后,谁还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说,过去天下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拔人才,你还说十个人才中只有六七个被任用。今日所有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天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谋划,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享一个官位,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司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司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够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论资排辈经久不废的根源
  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不过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当时的形势,羽林之变并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滥给的,崔亮用这个规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后世的主管者上边没有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压着,下边没有鼓噪的叛党逼着,还用这论资排辈的办法,究竟怕的是什么呢?
  答案恐怕就在“利其便己”四个字中。
  论资排辈尽管限制了人才的任用,但是别忘了那些受益于论资排辈的庸才们的势力。没有这个制度,他们恐怕永无出头之日。对于具体负责选官的组织部门来说,这个办法“简而易守”,比较好操作;对于国家的领导者来说,又认为这个办法“要而易行”,比较好执行。基于这些考虑,后任的为政者在历史惯性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乐得“踵而行之”,沿着前人的脚步走下去。由此,明知是慢性毒药,大家仍然乐此不疲,似乎越喝越上瘾。
  唐开元年间吏部尚书裴光庭又创“循资法”,官吏“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是铨授(晋升)”,结果是“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朝又实行“磨勘法”,“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年限一到,就能照例升官。至此,论资排辈的规则也越定越严密了。
  对论资排辈用人制度的弊端,宋代的孙洙专门著有《资格论》予以口诛笔伐,他说自古以来提出的各种选官制度,从始至终一无是处的就是论资排辈!贤能之士被压制而身居下位,是因为有论资排辈的阻隔;在其位而不能善谋其政者,是由于论资排辈的牵掣;读书人寡廉鲜耻的越来越多,是为了在论资排辈中争个好位子;老百姓被虐政暴吏困扰,根本问题是论资排辈的庸官酷吏太多了的缘故。国家大事之所以弊端横生,文武百官之所以颓废懈怠,国家的法度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能匡救,根源都在于论资排辈的弊政。孙洙认为,好的用人制度应该做到“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高叙,无以资深久考者为优选”。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无奈。“位不度才,功不索实”的现象反倒代代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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