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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宽宏兼容的治学之道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刁兴泽    2017-09-04 10:14:00 


在南宋理学阵营中,有一面灿烂的旗帜,这就是乾道、淳熙时期(1165—1189)鼎盛一时的婺学。它以综合当时各家学说为己任,故其思想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总趋向。由于其创始人吕祖谦为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一生讲学、著述等学术活动亦以婺州为中心,故这个学派被称为婺学。吕祖谦并不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而是以思想敏锐和学识富高著称于世,在学业上体现出宽宏兼容的治学之道,使他独树一帜。吕祖谦治学的特点是经史并重,文道并重,道德与知识并重,性理与事功并重,对学术上持不同见解的“相反之论”者,吕祖谦有着宽宏兼容的雅量与气度,深受当时学界的赞誉,亦为后世的楷模。
  求同存异,博采众长。这是吕祖谦最大的治学特点,就是不主一家,在调和众家之说的基础上陶铸己说。吕祖谦求同存异、博采众长的治学特点源于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吕氏家学的“杂博”学风。吕祖谦之学“本于家庭”并且从小就跟随伯祖吕本中,濡染颇深,影响很大,而后,其求同存异,博采众长的治学特点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治学思想上他具有宽广的学术胸怀。吕祖谦与当时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张栻、陆九渊、陈亮都有密切的交往。各学派代表人物之间思想学术分歧明显,弟子门人之间辩论激烈甚至互为水火,但吕祖谦却能不拘于学派门户观念,而折中于调和各家之学,做到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表现出宽广的学术胸怀。《宋史》本传亦称吕祖谦“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深然若出一家之言”。治学方法上他提倡学者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要泛观广接。他认为只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交往,而拒绝不同观点的人于千里之外,不利于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他坚决反对“道不同不相知”的观点,认为这未免“缺乏广大温润气象”。他认为将不同的学术观点视为洪水猛兽,是极不妥当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他超越了当时诸家,形成了自己博大宏富的学术体系。例如,吕祖谦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学术上与王安石分歧也不少,但是他反对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一笔抹杀。他对别人特别是私交深厚、学术观点颇近的学者之缺点持以公允。他曾批评好友陆于静“病在看人不看理”,这批评是相当尖锐的。他和朱熹的关系可谓莫逆于心,对朱熹的学识也很为推崇,但他很坦率地批评朱熹性子太急,学术气度欠恢宏。
  经史并重。宋代史学非常发达,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对史学研究非常重视,但他们往往将历史研究作为研究天理的一种手段。因此,在经典义理与具体史事之间,他们视义理更为重要,认为经为本、为主,史为末、为次,读书必须按照经本史末的原则进行。而吕祖谦强调经史并重,显示出与二程、朱熹认识上的差异。吕祖谦认为经史应该相提并论。对于经典,吕祖谦十分重视。他指出:“读经多于读史,如此,然后能可久可大。”但同时他不赞同经史有本末、轻重、先后之分,他认为经史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学者须“兼看经史”,史籍与经籍一样,都是学者“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的内容。他重视经史,劝人看《左传》《史记》理所当然,而他也重视通史。他留下来的未竞史著《大事记》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可惜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确是一部严谨的史著,就连朱熹也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仔细”。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东莱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却多有他的真知灼见。他甚至将儒家经典《尚书》也归于史籍之列。吕祖谦经史并重,要求学者兼看经史,成为学术界一大特色,开启了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治学路径。
  文道并重。吕祖谦少时与伯祖吕本中关系甚密,亲炙其学。吕本中的思想兼有儒、释、道三家成分,“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道出了吕本中治学的特点,使他在文学思想和观念方面形成了遍参前人,有为而作的风格。吕祖谦文道并重表现为他既有学识,又具文才。他参与纂辑《徽宗实录》,出于著名史学家李焘的荐举,史称“《徽宗实录》置院己久,趣上奏篇,焘荐吕祖谦学识之明,召为秘书郎兼检讨官”。又据《宋史·周必大传》:“上欲召人与之分职,因问:‘吕祖谦能文否?’对曰:‘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吕祖谦不仅学养深厚,兼具文、史、哲各方面的修为,而且在南宋理学氛围浓郁、他本人又是理学家的情况下,仍然十分重视文学,做到文道并重,颇有祖风。例如,他编纂的《宋文鉴》,该书在不妨碍“道”的前提下,注重所选作品的文学性,选择了辞藻华美,情韵深厚之作。
  道德与知识并重。吕祖谦是一个不擅长辞令的人,自称:“某天资涩讷,交际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发明。”但是由于他崇道德、重知识,所以平易随和,待人诚恳,各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乐意与他交往,他的相知好友最多,学术联系面最广,这对他学术风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朱熹几乎所有重要文字问世之前,都要先征求吕祖谦的意见,而吕祖谦总是认真阅读,坦陈己见。不仅如此,朱熹还曾特地把爱子送往吕祖谦处学习,可见他对吕祖谦的信任。吕祖谦与张栻有同门之谊,又与张栻两度共事,加之同巷而居,关系极为密切,“张丈邻墙,日夕相过讲论”,讨论的内容极其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吕祖谦和陆九渊在乾道八年相识,身为南宋理学“心学”派旗帜的陆九渊与“理学”派领袖的朱熹学术思想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也一度影响到私人关系,幸有吕祖谦从中沟通,才使双方关系得到缓和。在陆九渊心中,吕祖谦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性理与事功并重。北宋亡国,中原尽失,南宋偏安,忍辱求和。吕祖谦治学性理与事功并重,表现在他既是理学家,又是经世派的中坚人物。其一,他反对空疏之学,主张实用。他提出“大抵为学,不可令虚声多,实力少”,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其二,他还主张立足于社会现实,求助于历史经验教训。他强调研究史学在于经世致用,非为史而为史;其方法测重于分析,不在记忆。“多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他告诫学生,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心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进,知识亦可高,方为有益”。“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多加思考,才利于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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