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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如何影响社会?
—— 以 “ 普 洱 茶 致 癌 ” 之 争 为 例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自富    2017-10-09 14:32:00 
2017年7月14日,国内知名的科普杂志《科学世界》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方舟子的《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指责“号称很好、很贵的普洱茶”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容易被各种真菌毒素污染,尤其是最强烈的致癌物之一黄曲霉素,因此长期喝普洱茶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方舟子还在文中引用了广州疾控中心和南昌大学的检验结果,以及2012年安徽报道的一个病例,作为支持其观点的主要证据。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方舟子的这篇文章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由于方舟子本人长期从事科普的影响力,因此对以普洱茶为主要产品的云南茶叶行业带来了重大冲击,甚至波及到了需要发酵加工的整个黑茶品种,如果方文属实,可能影响到中国的整个黑茶产业。鉴于这种情形,除了网络上自发的各种争论和辩护之外,云南省普洱茶协会也组织来自企业、高校、政府部门的专家,召开专门会议对方舟子的观点进行研讨,认为方舟子的言论极大损害了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声誉,损害了600万茶农的合法权益,因此协会将起诉方舟子,要求其对不当言论做出公开道歉,同时索赔600万元名誉损失费。
  在这场普洱茶是否致癌的争论中,支持方和反对方都诉诸学术论文、政府机构检验结果、专家意见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直至9月14日云南卫计委通报了2013年至2017年的普洱茶抽检中均未检出黄曲霉素,似乎代表着官方对普洱茶产业的支持。但整个争论尚未完全结束,争论的焦点在于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来自普洱茶产业和学术界的专家、普洱茶主要产区的政府机关是否具有公正的立场?正方和反方是否因为经济利益而主张自己的观点?
  2.黄曲霉素作为致癌物能否有最低剂量还是必须“零检出”?
  3.双方各自引用的检验报告和论文是否具有权威性?例如是否能从样品检验中推断出普洱茶整体上都致癌?“普洱茶致癌”的病例报道是否具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普遍性?
  抛开这些焦点不论,笔者认为普洱茶协会9月9日组织的座谈会上,云南农业大学邵苑芳教授的观点最值得引起重视:“没有样本的代表性,就没有结果的正确性”,因此云南农大未来2个月将组织国内多个科研单位专家,在全国各个普洱茶重点存茶地区仓库抽样老茶1万份,检验茶叶中到底有没有黄曲霉素,届时将通过数据说话。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这场“普洱茶致癌”之争的结果如何,正反双方都希望通过科学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在这个案例中,所谓的“科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样品检验足以推断整体,能否找到生产工艺和流通过程导致成品中含有足够剂量黄曲霉素的因果关系,饮用“普洱茶致癌”的病例是否具有流行病学意义。
  但事实上要达到如此理想化的“科学”判断并不容易,普洱茶作为黑茶的代表性品种,已有数百年生产历史,而古代作坊性质的茶叶制作和加工工艺,并未在现代食品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很多传统食品都和普洱茶类似,都是农业社会中基于当时的文化传统制作和流传的。不仅食品如此,交通、建筑、水利工程都有这个特点,古代社会的人类在面对自然界时,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即构成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在时间上早于文艺复兴后的近代西方科学,而且同样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上古的世界七大奇迹等。
  但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的出现,古代技术的成就也会遇到瓶颈,古人可以建造应县木塔、赵州桥和都江堰,但却无法和金茂大厦、杭州湾跨海大桥和三峡工程相比,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将技术视为科学的应用。
  但能否就此断定科学不仅是比技术更为先进的知识体系,而且比技术更为直接地影响着社会发展呢?我们显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原因有四个方面。
  首先,科学知识本身不能达到对外部世界绝对、精确、永恒的客观认识,科学理论总是在不断发展,逐步逼近真理,因此对于未知的经验世界,可能存在现有科学理论无法完美解释的现象,例如人类漫长历史活动中的技术实践,在经验上具有效果,但不能因为现代科学无法解释而将之视为垃圾而丢弃。
  其次,就科学本身对经验现象的解释效力来看,也存在所谓的迪昂—奎因论题这样的复杂情形,这个问题是指一个证据不能反驳一个单独的理论假设,而只能反驳一组假设,以及得出该证据的辅助假设、初始条件等。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很多,例如19世纪对于天王星运动的观察结果表明,它的轨道大大地偏离了根据牛顿的引力理论所预测的轨道,似乎对引力理论提出挑战,但最终通过海王星的发现找到了天王星偏离预测轨道的原因,表明单一的观察证据不能简单地反驳理论假设。在物理世界尚且如此,对于人体这样还未能建立精密知识体系的认识对象而言,从单一证据去反驳相关的理论假说就更加困难。
  再次,科学是通过技术和工程间接地对社会发挥作用,因此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技术和工程中都广泛存在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对知识价值判断的误差,历史上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于在重大工程中的各方由于利益不同,导致对知识辩护的路径大相径庭更是屡见不鲜。
  最后,在于人类实践中有很多知识尤其是技术性知识无法通过语言或明确的理论体系予以表达,而是隐藏在个别人或某类群体的实际经验中,我们称之为“默会知识”,即使在科学实践活动中也广泛存在这种不可直接表达的默会知识,因此纯粹的科学理论知识并不能包括全部人类知识。
  因此,我们在面对类似“普洱茶致癌”这样的科学争论时,需要站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宏观立场来加以审视。科学一方面是我们面对争论的最后仲裁者,其基于观察实证的经验立场应予以捍卫,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从观察结果来反驳理论假设的复杂性,不轻易地反驳已经得到广泛验证的理论体系,同时对于无法用科学理论加以完美解释的经验现象,不轻易地将其摒弃,而应在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中寻求解释。至于重大争论中的社会利益冲突问题,则需要回归到“科学”立场的本身,用有力的经验证据和因果性说明来解决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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