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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
——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晏清先生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王新生    2017-10-27 11:15:00 

陈晏清
  1938年生,湖南省新化县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6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至南开大学任教。曾任南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哲学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人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顾问,天津市哲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
  “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仅仅停留在经典阐释上是不够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新的理论生长点,而陈先生始终坚持认为,这个生长点就存在于我们时代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
“哲学工作者能不能把握到新的理论生长点,关键在于能不能做到哲学与现实生活的会通。”
一位哲学学者如果只是想要成名,只要具备天资和足够努力,经年累月做下去,他的学术或许就可以做得不错,但是只有当他关心国家和社会,将自己的学术与时代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精神,成为一名真正的哲学家。我认为陈晏清先生属于后者,是一位一生都在致力于追逐和把握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返本开新”的治学之路
  陈晏清先生本人多次用“返本开新”这个词来概括他的学术道路。不过他也常说,“返本开新”不是他个人的哲学道路,而是最近几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他不过是这条哲学道路的追随者和践行者。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走“返本开新”之路,是由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哲学状况决定的,是新时期中国哲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无论“返本”还是“开新”,都根源于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哲学研究的关键就在于面对现实,树立“问题意识”,而所谓“返本”就是在当今的时代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开新”则是面对当今时代的新问题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开辟一条独具特色的“返本开新”之路并非易事,这本身既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亦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思想上、理论上正本清源。在这种情况下,陈先生开始了他在哲学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工作,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哲学思潮进行了系统性清理,出版了《论自觉的能动性》,并担任了萧前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中“对立统一规律”章节的撰写工作。我以为,这是他“返本开新”工作的前奏。20世纪80年代,学界掀起哲学教材体系改革浪潮,萧前、黄枬森、陈晏清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深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想和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维度,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不过,陈先生认为在这部多校合作的教材里还没有完全体现自己的想法,于是又在南开大学组织团队撰著了《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并将其改编为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简称《教程》)。这本书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阐释,贯彻了主体性的哲学维度,贯彻了马克思哲学的人类活动论的理念以及思维与存在关系作为必然与自由关系解决前提的观念。这就使得《教程》区别于其他同类教材。这些“返本”性的工作在那个时期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返本”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剥离后人所附加的一些错误理解和阐释,从而剥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那么“开新”则是一种原创性的研究,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是新的观念、新的理论的创造。这是一种更加艰难的探索。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仅仅停留在经典阐释上是不够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新的理论生长点,而陈先生始终坚持认为,这个生长点就存在于我们时代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哲学工作者能不能把握到新的理论生长点,关键在于能不能做到哲学与现实生活的会通。怎样才能实现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的会通?在不断的思考和探索中,陈先生逐渐把目光转向了社会哲学。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先生就开始了社会哲学的研究,并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哲学》一书。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以中国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为中心线索,阐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动及其规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社会哲学的研究。但当时做社会哲学是从哲学教学改革的需要出发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哲学教育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一步步走下来,最后才形成了要将南开大学马哲聚焦于社会哲学这一领域哲学的思路。
  真正从学科角度关注和研究社会哲学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此时,陈先生引领的团队在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上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即把握到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两个哲学维度即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维度的关系。明确了这两个维度的区别和联系,也就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找到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找到了研究社会哲学的基本方法。1998年,由其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出版,其中包含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社会转型控制论》《社会转型的文化约束》《社会转型代价论》《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可持续发展——新的文明观》以及《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重塑》等10余本研究专著,初步构建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哲学理论框架。
  本世纪初,由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哲学自身的发展,社会公平正义等政治哲学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陈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就很难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阐释。由于有社会哲学的基础,南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就把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政治哲学。现在,政治哲学的研究已经在各高校遍地开花,但南开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主要研究方向确立为政治哲学的。这主要得益于陈先生的远见卓识。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陈先生主张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与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举并重,一方面选取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如社会正义问题、民主问题等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探索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路径。
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陈晏清先生曾一再强调,“返本开新”的目的在于开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键就在于面对现实,找到现实中确实存在的问题,因此需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就是要与时代同行,直面时代问题。他常说,即使是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应当有明确的、现实的问题意识作为引导,理论层面的问题意识折射出的总是现实的实践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关于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讨论日趋活跃,而这些讨论涉及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哲学基础。在这样的情势下,陈先生带领学术团队进行了《社会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的课题研究,并出版了《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当时,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反对唯物史观以及批评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的观点产生了不小影响。针对这种情况,他在《求是》上发表了题为《历史规律、历史趋势与历史预见》的文章,有力地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潮。
  在社会哲学方面进行的研究和探索,是陈晏清先生“问题意识”的集中体现。社会哲学研究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应当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发,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考诸思想史,近代西方社会哲学的兴起,也是与西方国家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转型相伴随的。不过,中国与之相比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制度前提,即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不同,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完全不同于西方当年的世界格局。因此,考察中国的社会转型固然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但却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哲学。依据这种认识,陈先生选取了我国社会转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种“问题意识”也同样贯穿于他将哲学研究的重点由社会哲学向政治哲学转移的过程。自2003年,在他决定将社会哲学的研究集中于政治哲学的时候就强调,广义的社会哲学包含着政治哲学。由于政治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因此政治哲学研究是对社会哲学研究的继续,也是对现实社会中的诸多政治问题所作出的理论回应。
  2011年,年过古稀的陈先生又参与了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的创建。依他所言,这个研究院的宗旨就是对一些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形成一些新的理念,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这个研究院的创办很符合自己的学术理想。研究院成立后对协商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南开大学决定由陈先生担任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并直接主持协商民主课题的研究。目前,7卷本的《协商民主研究文库》的写作已经进入尾声,很快就会面世。
  时下,理论研究是否具有“问题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陈先生曾指出,所谓“问题意识”首先是要找到问题,这一点人们是没有疑问的,但当进一步追问,我们寻找的是理论问题还是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分歧,好像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其实,现实生活是问题的发源地,我们必须揭示出它所负载、包含的理论意义,然后才能将其作为我们的哲学理论问题加以研究。在指导博士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时,陈先生最为看重的也是他们的论文选题是否正确、合理地提出了问题。陈先生自称为“探矿者”,而他判断贫矿或富矿的依据,就是看时代和社会为一个特殊领域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深入研究。
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回望人生,陈晏清先生说自己是怀抱着做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梦想走上哲学道路的。在我看来,这种梦想中体现着一个理论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意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派兴旺景象,一切都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1957年,一批留苏预备生改为留在国内培养,其中许多人都选择了北大、清华的理工科专业进行学习,但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忠诚的信仰,陈先生坚决要求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那里开启了他的哲学人生。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理论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迫使人们去思考一些重大而基本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样才能发挥和显示出来?中国又应当沿着怎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陈先生以为,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墨守马克思、恩格斯100多年前的具体结论是不行的。时代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只有发展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和新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作为老一代的理论工作者,陈先生他们这一代人,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固然与其长期形成政治修养和理论修养有关,但更与他们真诚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希望理论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关。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始终保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时刻保持着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也面临新的任务,肩负着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我想,陈晏清先生和他们这一代的理论家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的人生已经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陈先生经常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要有坚定的信仰、不忘初心,但也不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因此我们既要坚持阐释和解读经典,又要在时代的变迁中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南开的半个多世纪里,陈晏清先生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与创新,为自己、为学生、为其所在的学科培育了一种优良的学风,以自己的为人为学书写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光辉的哲学人生,实现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在我看来,他的哲学道路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和学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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