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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    2017-02-24 09:26:00 

  梁家河、正定、宁德……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几乎走遍了我国最贫困的地区,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上。在不同场合,总书记多次讲述他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上推进扶贫工作的历程。重温这些动人往事,我们会愈加感受到他那份大爱无疆、心系苍生的扶贫情结。

  ——编 者

  上篇

  贫困记忆 刻骨铭心

  聂帅“阜平不富,死不瞑目”那句话感人至深

  聂帅(聂荣臻)曾经流着泪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这件事是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同志告诉我的。聂帅的那句话感人至深,我一直铭记在心。项南同志从福建省委书记任上退下来后,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他到福建来找我,希望我支持一下基金会。项南说,有一次他去看望聂帅,聂帅谈到了河北阜平的情况。阜平曾是晋察冀边区所在地,聂帅担任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帅动情地说,老百姓保护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打下了天下,是为老百姓打下的天下,阜平的乡亲们现在生活还没有明显改善,我于心不忍,一定要把老区的事情办好。所以,项南义不容辞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走过来的,工作过的很多地方都是老区,对老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我们对脱贫攻坚特别是老区脱贫致富,要有一种责任感、紧迫感,要带着感情做这项工作。

  插队时挨饿品尝到贫穷之苦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1969年初,我到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还不到16岁。从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感受确实很深。晚上黑灯瞎火,沿着那条沟亮着几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如果外出没有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搞不好就掉沟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没有什么肥,粪是挑上去的,都是点种,真是广种薄收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工分才能评六分五。两三年后,我什么都学会了,成农村壮劳力了,才能拿10分。那时候,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一点问题没有。这10个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钱。算下来,出一天工,买不了一盒羊群烟(上世纪70年代,宝鸡卷烟厂生产的一种最便宜的香烟),当时一盒羊群烟九分钱。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应,后来要靠自己劳动,跟老百姓一样,就挺紧张的了。当地老百姓经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饭,“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没饭吃了。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唯一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当地人谁见了,只要有一口干粮,都掰一半给人家。当时,要饭现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队还给出去要饭开证明。刚开始,知青脑子里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当地农民就说,哎呀,这些北京娃“残”着咧!“残”的意思就是对人凶狠。后来,我们自己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开路条、开介绍信。那会儿,这些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高产穷县”的苦日子历历在目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我刚去时,石家庄地区正在集中整治“连茅圈”,所以印象很深。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1960年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至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增至800斤。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或超过上述3个目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成了一个“高产穷县”,搞“高征购”,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我在正定下乡调研时,经常要过滹沱河,作家梁斌的两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都写到过这条河。滹沱河北边有20个公社,南边有5个公社,从北边的公社到南边的公社,坐车去很远,要从石家庄绕过去。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滹沱河边,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河。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们那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招待所,公社书记把他的办公室、床铺让给我。当年的那种情景,我历历在目。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当县委书记以后,全县200多个村子我都走遍了。

  跋山涉水走遍宁德穷困之地

  宁德曾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温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儿“短路”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乡,我去了3个,都用了一天时间。

  当年去下党乡的情形,我记忆犹新。下党乡在寿宁县,从宁德到寿宁,坐车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盘山路。当地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形容行路之难,那还是到县城去,去乡镇就更不容易了。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都是深山,抬不出来。老百姓没看过电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人拿着筐去找子弹壳。我去的时候,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西海固的极端贫困深深震撼了我

  1997年,我在福建工作时,曾经带队去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等国家贫困县的统称)考察。那是我第一次去西海固,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深深震撼了我。我过去听说过陇西“苦瘠甲天下”,穷地方我见过也住过,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我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

  那一次,我从银川到了同心,然后到了海原、固原、彭阳、泾源、西吉。当时,陪同我的自治区领导说,咱们到了西海固要注意饮水安全,因为那里的水是咸的,喝了以后会拉肚子。果然,跟我去的许多福建人,喝那里的水都拉肚子。那里确实穷啊,有的住窑洞,家里光溜溜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真是家徒四壁。有的一家人才两三条裤子。我到的有一户,在他们家转了一圈,最后看到窑洞顶上吊了一捆发菜,就这么个值钱的东西。他家里有点粮食,但不够吃,一点水是从很远的地方挑来的,人身上都脏乎乎的,没水洗啊。看到这些,我非常受触动。

  中篇

  弱鸟先飞 滴水穿石

  为让乡亲们“吃上玉米面”而苦干

  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其中两年做大队党支部书记。记得有一次组织支部书记去大寨参观,我正好村里有事,没有去成。去了的人回来说,他们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说了,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要把白面留下来,吃玉米棒子。有人说,咱们是不是也定一个目标,学大寨的目标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说,这个目标很宏大啊,咱们争取实现它。

  那个年代,农村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但为了做好农村工作,要以实事求是为着眼点,否则什么事都很难干成。我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也一直循着这条路。那时我刚满20岁,主要心思是让大家多打一点粮食,有几个零花钱。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个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开始乡亲们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就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市奖励给我一辆三轮摩托车,我一看,这车在村里没什么用,开都开不进去,换个实用的东西吧。后来,开着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农机局。我说,这辆三轮摩托车是北京奖给我的,我想跟你们换几件农机具。他们听了很高兴,当时那辆摩托车在延安也是很紧俏的,最后换了一辆东方红5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其他三个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刚开始,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铁钎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我们向上面报喜,地区、县里都很重视,又组织了一个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正式去四川学习。四川省派了两辆小吉普,带我们走了七八个县,一路学过去。后来,沼气在整个延川推开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开的。

  在正定搞农村改革探索脱贫路

  1982年春节,我先到正定看了一下,4月份正式过去。到了以后,看到那里大包干还没有搞起来。1983年,里双店公社书记提出来,他们那有一片沙滩地,想在那里试试大包干。我和一名县委副书记都支持他干。结果一年下来,其他地方都是平产,就他那儿是大丰收。一下子全县的人都说,看来这个路子是可以的,大包干才推行开来。这在河北算是早的。从那时起,我们就投身于农村改革之中。

  正定农业基础条件很好,但因为是单一经营,还有“高征购”问题,所以成了“高产穷县”,急需解放思想。我和县委一班人一起向上级反映,争取核减正定的征购粮指标,得到上级支持。正定那时搞的是纯农业,我考虑正定离石家庄很近,就提出搞多种经营,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县里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我是县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搞得好的是滹沱河南边的5个公社,一到早晨很多人骑自行车去石家庄打工。石家庄市场上,蔬菜是正定产的,卖扫帚、卖简易家具的是正定的,看锅炉房、看门的也是正定的。后来又搞旅游兴县,建了荣国府。养奶牛也是那时开始的,我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去买过牛,黑白花牛(原产于荷兰等国,因身上黑白花斑相间而得名)最好,但价格太贵了,我们买的是三河牛(我国培育的第一个乳肉兼用牛种,因集中分布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右旗三河地区而得名),价格便宜一半。

  推动解决“连家船”和“茅草房”问题

  在福建的一些地方,特别是闽东的贫困地区,不少人靠山吃山(打柴)、靠海吃海(打鱼),祖祖辈辈散居在“茅草屋”或者“连家船”中,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生活也非常贫困。在宁德、福州和后来到省里工作期间,我多次到这些群众的家中走访,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使这些困难群众彻底摆脱贫困、安居乐业。

  “连家船”上的渔民终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为家,居无定所,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特殊贫困群体。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渔船大都是破败不堪的,没有电、没有水,低矮、昏暗、潮湿,一家几代人都住在里面。“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光”,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有的渔民连船都没有了,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毡、编织袋搭一个窝棚,夏热冬寒,难挡风雨,还不如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住的窑洞。因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渔民们普遍身材矮小、两腿内弯,生活的贫困加上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怀有很强的自卑心理。看到他们这种处境,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就想决不能让乡亲们再漂泊下去了。

  1997年,我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省政协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闽东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状态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触动,就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还带队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回来后,我给省委写了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茅草屋”和“连家船”问题。省里十分重视,把“连家船民搬迁上岸”“茅草房改造搬迁”都纳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1998年底,我还在福安主持召开了“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现场会。当时我说,古人尚且讲“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我们共产党人看到群众生活如此困苦,更应感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没有“连家船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这件事非做好不可,要让所有的“连家船民”都能跟上全省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实实在在地过上幸福生活。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21世纪初,“连家船”“茅草屋”现象在福建基本都消灭了,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过上了安稳日子。

  抓“闽宁协作”落实先富帮后富

  我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时,分管了3年农业。那时候,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到西海固看了以后,我说一定要响应中央号召,搞好对口扶贫工作。邓小平同志讲过,先富帮后富。我们改革开放,不搞平均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不能不管其他地方,要共同富裕。福建成立了闽宁协作领导小组,我是组长,专门抓这个事情。

  对口帮扶搞什么好?跟宁夏的同志商量,我印象很深的有几件事。第一个是搞井窖。窖是存水的,把雨水收集起来,喝的是这个水,浇地也用这个水。打井、建水窖帮了西海固很多人。再一个是坡改梯。生活设施上抓井窖工程,生产上抓坡地改梯田。还有一个是发展马铃薯产业。我动员福建、宁夏的农科系统研究土豆脱毒技术。在西吉县,通过发展马铃薯产业,当年人均增收三百块钱。土豆种出来后,收购、加工都是福建的厂子做,全部加工成阿尔法淀粉,供应给福建、广东的水产专业户。因为养鳗鱼需要饲料,而饲料要用阿尔法淀粉做粘结剂,喂鱼时才不会散掉。

  我们还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就是移民吊庄。“吊庄”是宁夏的词,意思是把这个村从那儿吊到这儿,福建叫移民。移民吊庄投资很大,那时基本上只能搞一个试点。当时,福建搞了闽宁村,从西海固移民到银川附近,搬迁了几千户,花了上千万。国务院主抓扶贫的领导同志打电话说,移民吊庄这个经验好,能不能全这么搞?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路子,接下来要继续做好。

  下篇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贫困地区首先得有“精气神”

  我去宁德当地委书记之前,省领导找我谈话说,福建9个地市,宁德经济排老九,宁德的同志到省里开会,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大声说话。派你去宁德,就是让你用特区的闯劲、特区的精神到那儿去冲一冲,把宁德带起来。我说,宁德和特区毕竟不一样,去了怎么干我还得掂量掂量。

  我去了不多久,国家开始整顿经济过热。我给大家说,我来不是烧“三把火”的,而是来泼“三盆水”的。再有,我也不是三头六臂,不可能把厦门的优惠政策转到宁德。我们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也没那个条件,但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我给宁德的定位就是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只要锲而不舍,最后总能够旧貌换新颜。到宁德后,我到省里开会,总是坐第一排,争着第一个发言。扶贫扶志,贫困地区缺“精气神”不行。我在宁德的一些讲话,后来编成一本书叫《摆脱贫困》,就是为了从精神上或者说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

  扶贫不能“手榴弹炸跳蚤”

  我在福建当副书记、省长时,提出了“真扶贫、扶真贫”的问题。上面的措施下去了,下面不问青红皂白,最后钱不知道花在哪儿了,甚至搞不好是一个腐败的滋生地了,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我感触很深。爬那个山爬了好远,好不容易才到那里。去了以后,一个老太太见了我问,请问你贵姓,你是哪里来的?她不认识我,因为那儿比较偏远,她不看电视,文化也不够。后来,全村乡亲都来了,我一看,人不多,全是“996138”部队,也就是老人、孩子、妇女,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又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搞什么大事业啊?根本搞不起来。我说,还是给你们搞“几条腿”来吧——一户养几头黑猪、一头黄牛,再养几只山羊,这总能办得成。老太太、老大爷听了很高兴,说我就要这个。

  党的十八大后,我到一些贫困地区就要看真贫,如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肃东乡,都是最贫困的。他们怎么致富?个别地方扶贫有时思路不对,好像扶贫都要搞一些工业项目。在深山老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不容易发展起来。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首先,要为下一代着想,让孩子们上学,教育不能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设施要保障,像路、水、电之类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据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教他们“打鱼”的本领。如果是一些老大爷、老太太,就养几只鸡、鸭、羊,给他们选优良品种,教他们科学喂养,给一些扶持资金,这样一年收入有几千块,也可以脱贫。对年轻人,主要是找就业的路子,搞一些培训,引导他们外出打工。对搞种养的人,就帮他们提高产品附加值。

  为什么讲要精准扶贫?“手榴弹炸跳蚤”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剿匪,派大兵团去效果不好,那就是“手榴弹炸跳蚤”,得派《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去。扶贫也要精准,否则钱用不到刀刃上。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不要因为总书记去过了,就搞得和别处不一样了,搞成一个不可推广的盆景。钱也不能被吃喝挪用了,那是不行的。

  不能让下一代再过贫困日子

  我到一些贫困地方去看,有的孩子都七、八岁了,还在家里待着,没有上学。贫困地区教育一定要搞上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有上大学的机会,再过十年八年能够成为致富能手,起码有本事挣到饭吃,不至于再过穷日子。

  现在,国家每年投入那么多教育经费,要把更多钱倾斜到边远地区、农村,把义务教育真正抓起来。对贫困山区,要乡村教师进去,或者让孩子们在外面寄宿。对实在太偏远的,可以不搞集中住宿,为了到寄宿点,孩子要走几个小时的路,很不安全。可以派教师进去,把待遇搞得好一点,搞轮换制,把这样的经历作为教师提级的一个重要依据。

  脱贫的军令状不是戏言

  脱贫攻坚中,不能搞腐败,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搞盲目的政绩,也要严防“三拍”现象,拍脑瓜、拍胸脯、拍屁股走人。我对分管领导同志说,得来点儿真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要稳在那儿,把责任担到底,不脱贫“不能走”,一个萝卜一个坑,出水才见两腿泥。没有一点实招、硬招,我很怕这件好事办不好,最后给人民交不了账,给历史交不了账。

  军中无戏言。脱贫是有责任制的,层层签了责任状。军令状不能白立,立了就要兑现,只有脱贫验收了以后,县委书记、县长才能离开。除非不适应工作,需要换得力干部。没有这一条,谁都能拍拍屁股就走,那就变成流水宴、流水席了。一些干部确实优秀,可以就地提拔,但提拔了还得在那儿干。脱贫攻坚是全党全国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把这个任务派给最好的干部去做。

  脱贫工作中,巡视督查要跟上,发现问题要动真刀真枪解决。要实施异地检验,脱贫成效不能由本地说了算。组织部门要把脱贫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对做得好的,该提拔重用的就提拔重用,该宣传表扬的就宣传表扬。对做得不好的,该督促的督促,该批评的批评,该问责的问责。

  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1999年,我当了福建省代省长后去了一趟古田。古田镇位于上杭县,是中央苏区。上杭是将军县,光才溪乡就有“九军十八师”之说,解放后授衔时出了9位军长、18位师长。我在古田碰到一位老将军,叫王直(曾任福州军区副政委),他是才溪乡人,是电影《英雄儿女》里政委的原型之一。他说,有一次回来的路上,进入古田镇前路被堵住了。为什么呢?正赶上有一个纪念活动,回来的人很多,都是古田镇在外面做生意的小老板,开的多是奔驰、宝马。有人说,这些家伙坐这么好的车,还把路给堵了。老将军批评他说,你不要骂,我们当年闹革命,不就是想看着乡亲们好起来、富起来吗?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于我们了,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这种思想感情确实很真挚,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实现革命先烈的理想,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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