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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爱温暖我一生
——任弼时女儿任远芳的回忆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任远芳 口述 叶介甫    2018-01-15 10:55:00 
我一生中与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一生。
  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1938年12月8日,我出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父亲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归国,把我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我只有1岁2个月,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1948年,当国内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有条件了,我开始和父亲通信。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8月30日,不满10岁的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因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我的家”的概念,尽管很抽象。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亲情,对我是那么新奇,父亲盼望看看10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60多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封信,对那份溢于言表的父爱更感珍贵。
  1949年8月,爸爸又来信叮咛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再三询问我,“这学期你考得如何?暑假你干什么?是否到哪儿过暑假了?”“我们非常想知道(你)学习和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
  接了爸爸这封信,我马上把照片寄回家。是年11月11日爸妈联名寄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亲爱的卡佳:
  你的近况如何?8月30日来信和照片均已收到。我们都很高兴,你这学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不久以前,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望你常来信。
  你的父亲陈林(任弼时)你的母亲陈松(陈琮英)
第一次见到父亲
  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
  从16岁开始,近30年艰苦的革命生涯摧毁了父亲的健康,才四十五六岁的他就被高血压、糖尿病折磨垮了。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组织上安排他来莫斯科治疗。爸爸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个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当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8天,我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语的第一位老师。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更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还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每天,在他一字一音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当他看到我的记分册上各科全优的成绩时,十分高兴,称赞夸奖的同时又告诫我:不要骄傲,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
  一个多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感到自己确实舍不得离开他,多么想在疗养院多待几天啊!可是,爸爸要我以学业为重,我只得回儿童院。临走的头一天,我哭了。这是我长到10多岁,第一次为离开父亲而落泪。
  回到国际儿童院,我第一次体会到人间思念亲人、思念父亲的感觉,很深、很深。过去没有和父亲接触过,我根本不觉得,如今,我每天晚上都想爸爸,老想到他那儿去,想得很苦。没有办法,就给爸爸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爸爸也很想我,我刚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爸爸就先给我写信了:“你走了4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凡诺沃生活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最后又叮咛我一句“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两天后,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又回信写道:“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连续接到这两次信,我才知道爸爸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生活在他身边了。
讨论我是否回国
  爸爸在苏联疗养期间和我书信往来频频,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他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出于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爸爸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决定。
  一、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对你作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对你也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二、你如留在苏联学习,这也有好的一面:第一,你不会耽误一年的学习;第二,你大学毕业之后,你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将精通俄语。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你无法学会中文,这对你今后来讲是莫大的困难,此外你完全脱离国内的生活。
  ……你接到这封信后,再想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对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
  至今,我保存下的爸爸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他从巴拉维赫疗养院去黑海疗养院后寄给我的,那已经是1950年春天了。爸爸的心情很愉快,他告诉我:“我在3月30日和刘佳武同志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院。我们疗养院在黑海边,那里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这里比莫斯科暖和,树绿了,花开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随信附来一张黑海的照片。信末再次询问我:“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详细告诉我。”爸爸恨不得我每天都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苏联,经过近半年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跟爸爸一起回国。临行,爸爸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5个月
  从回国到进入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的汉语老师,又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我是靠着父亲这座“语言之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疼爱我,却不溺爱。每到休息时,他爱和秘书(我们称呼赖叔叔)下象棋、跳棋。后来,赖叔叔也常和我下着玩。开始,我经常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父亲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迁就我,而是严肃地批评我。这样不但纠正了我的毛病,而且促使我棋艺快速进步。不久,我的跳棋就经常能赢赖叔叔了。上小学后参加跳棋比赛我常得第一名。这当然有父亲的功劳。
  父亲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刚回国不几天,他就带着我去看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郭仁。当时,郭仁叔叔和兰春阿姨刚刚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女孩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那时的我还不能用汉语和他们交谈。
  病魔无情,我和爸爸回国不足半年,它就残酷地夺走了爸爸的生命。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的5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而得以欣慰的是,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成长了、成熟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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