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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巢”心态到“集群”行为:“空巢青年”现象透视与网络映射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    作者:胡玉宁 祁彬斌 朱学芳    2018-09-18 09:43:00 

  摘 要:透视“空巢青年”现象折射出的青年群体社会心态问题,剖析与网络集群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全面准确把握青年群体社会心态发展趋势、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提供思路和借鉴。文章通过需要、认知、情绪、价值、行动的社会心态指数描摹呈现青年群体的“空巢”心态特征,结合网络舆情事件中集群行为的规律呈现,从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心态三个维度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归因分析。文章认为,“空巢”心态隐现的相对剥夺感、底层社会认同、群体情绪感染、群体非理性信念、去个体化集体宣泄等特征,极易诱发青年群体从心态“空巢”到行为“集群”的演变。通过网络集群行为的归因分析,进一步揭示了青年群体的“空巢”心态与集群行为之间的映射效应,有助于积极培育青年群体健康心态和有效预防、引导、控制网络集群行为。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社会心态;空巢青年;空巢心态;网络集群;归因分析

  引言

  近来,“空巢青年”成为社会流行的热词备受媒体和舆论关注,“空巢青年”现象引发舆论热潮并非空穴来风,在流行标签化符号互动的网络时代,层出不穷的符号标签或许有从众跟风、以偏概全的剧场效应和晕轮效应,但该群体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潜在困境应引起足够重视。作为社会存在层面的一种现象呈现,该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社会系统紧密相连,其背后也隐现出社会意识层面的意义表征。社会意识源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具有依赖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空巢青年”现象是当下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现实呈现和问题折射。

  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而形成的网络社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活跃、最复杂、最广阔的实践场域和社会空间[1]。青年群体是网络社会参与的主体构成,其本身的特殊性和网络特性一经结合,产生的影响远超过其他阶层的网络行为[2]。因此,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时代背景,研究“空巢青年”现象折射出的青年群体社会心态问题,并把握群体社会心态与网络集群行为的映射呈现和内在关联,对全面掌握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发展趋势,有效化解青年群体的心理困境,积极引导和控制网络集群事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也为我们审视和研判国家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提供了崭新的逻辑生长点和问题替代视角。

  一、聚焦“空巢青年”现象: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

  1.现象解读

  “空巢青年”是指与父母及亲人分居、单身且独自租房的年轻人。他们大都背井离乡,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生活空间相对独立封闭,感情网络与亲朋好友联系稀疏,呈现出“孤岛”和“茧房”式的居住方式。青年群体留给大众的印象通常是朝气蓬勃、意志坚强、见解新锐、视野开阔,但城市的高物价、高房价、工作压力大、通勤时间长、排外情绪、阶层固化等因素则让他们显得更加孤独和艰辛。“苦楚和落寞只能自己吞咽”,“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坚强表象下的生态尴尬使得他们在为梦想打拼的过程中,既要承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也要承受“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艰辛[i]。

  2.群像特点

  2016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0人进行调查的数据显示,64.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身边的“空巢青年”多。通过已有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大致可以通过受教育水平、工作、生活、社交等几个方面描绘出“空巢青年”的群像特点:一般接受过较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大都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相对体面的工作机会;大都怀揣梦想,有志于追求精彩人生,虽然面对上升渠道受阻(12.9%)带来的压力,仍希望通过自己的奋力打拼在城市扎根;以租房为主要居住方式,反复搬家是常态,住处离单位较远,上班通勤时间较长,“翻山越岭来上班,每天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具有较强的社交需求愿望,但社会交往大都以虚拟社交为主,呈现出生活拮据窘迫(49.5%)、社交圈子窄(48.1%)、作息混乱(39.6%)、娱乐生活贫乏(33.2%)的“宅”现象;感情模式一般是单身或异地恋,“陪伴自己最多的就是电脑和手机”、“我最好的朋友是Siri”、“我的安全感来源于充电宝”,表面上的若无其事难掩内心的孤独、焦虑、失落感和挫折感等负面情感体验。总体来说,缺乏感情寄托(57.9%)和居住条件差(57.8%)被认为是他们面临的两大困境[ii]。

  3.“空巢青年”现象的社会意识表征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和文化观念转变,社会流动性增强,人口进入城市的高流动率催生了愈发庞大的独居群体。“空巢青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存在层面分析,“空巢”是青年建立独立家庭之前的阶段性人生历程。根据经典家庭周期理论,核心家庭的历史具有过程性和分割性,可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即“形成、扩展、扩展完成、收缩、收缩完成和解体”[3]。因此,青年群体走出原生家庭并走向独立成年是家庭生命周期中“形成阶段”的预备期。在这个过程中,青年往往独自承担情感和经济上的责任,在怀揣希望、寻找人生突破的奋斗过程中进行自我实现和个性发展,这反映了青年胸怀理想主动接受生活挑战、勇于担当命运选择的生存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和体现。

  从哲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空巢青年”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还隐现出社会意识层面的意义表征。从某种意义上讲,“空巢青年”现象是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转换、体制机制转轨、格局利益调整、价值观念转变的现实呈现和问题折射。“空巢”是青年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多元群体资格建构、解构、重构的外化呈现,是青年群体社会认知和价值建构的动态过程。因此,从微观层面“空巢青年”的社会学现象为研究切入点,旨在发现和揭示宏观层面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从本质上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为我们审视和研判当下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提供了崭新的逻辑生长点和问题替代视角。

  二、青年群体“空巢”心态描摹:基于社会心态的研究范式

  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心态是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表征和展示,映射了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资源共生共享的互相建构关系[4],社会心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反映社会变迁的社会心态指数。从心理学角度看,如何对要研究的社会心态指数进行测量则是研究的重点。本文选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俊秀学者提出的社会心态系统测量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借鉴了心理学认知、情感、意志的分类方式,采用综合的研究策略,运用社会表征理论和指数研究方法,通过不同层级的代表性社会心态边缘元素来反映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5],包含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社会行动五个指标。该指标体系兼顾社会心态的静态、动态和宏观、微观层面,是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运用该指标体系对青年群体社会心态进行分析,描摹呈现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青年群体“空巢”心态的特征,把握青年群体“空巢”心态与现实社会、网络空间行为之间的复杂关联,具有较好的辨析力和解释力。

  1.社会需要层面:社会感受与预期的差距导致相对剥夺感凸显

  社会需要除了涵盖从个体角度出发的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外,还包括从群体和社会角度出发的需要。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6027人的调查发现,近九成的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病[6]。青年群体面临职业规划、置业成家等诸多现实人生课题,同时承载着个体生理成熟与社会心智成熟的不同步、现实状况与未来目标的困惑等带来的种种压力,因此,青年群体成为社会性焦虑的主要群体。他们渴望获得个人发展机会,具有较高的社会流动预期,往往通过工作变更或居住流动获得机会和资源。这种由工作、居住流动带来的关系性流动会导致原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弱化甚至消失。因此,现代社会中基于亲缘、地缘、宗教和传统的基本信任模型日渐式微,致使青年群体对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网络的信任预期面临挑战。面对社会流动产生的动力和压力,青年群体在需要满足和社会预期之间博弈。虽然需求驱动下的个体目标实现对于完善、提升和实现自我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但过高的社会预期可能蕴藏着相对剥夺感上升的风险[7]。当青年群体感到生活的改善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与自己的预期差距太大时,就可能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个体相对剥夺感的持续积累则容易引发负向情绪蔓延和弱势心理泛化,进而催生群体产生集体相对剥夺感并引发共鸣。

  2.社会认知层面:弱势心理泛化催生群体底层社会认同

  社会认知是在社会动机系统和社会情感系统中个体对自己或他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知觉、认同、归因、态度、思维等形成变化过程。青年时期其特定年龄阶段具有的心智情感、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等个体水平的社会认知处于不稳定状态。面对阶层间存在疏离隔阂的社会现实,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趣缘群体作为网络社会青年社群的新形态[8],是他们排解消极情绪、寻找感情寄托的社交空间和精神家园。具有相似持续兴趣爱好、社会认知和身份认同的青年在网络中间群聚,他们通过话语交流、行为互动来共享现实,逐渐形成群体共有的认知表征、思维共识和类聚归属。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比较完成身份归属和社群聚类,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个体在社会中所属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期望[9]。因城市住房压力、职业竞争压力、户籍、家庭出身等社会不平等因素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倾向,容易导致青年群体丧失阶层地位信心,由此产生的被剥夺感、无助感、不安全感就逐渐交织产生弱势心理的群体效应。因内群体偏好效应引发的外部归因偏误极易造成群体内外的区隔,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性使群内成员与外部交流受限,信息传播的“协同过滤”、“信息茧房”效应和群内积极特异性等群体心理特点容易导致青年群体弱势心理泛化,致使该群体的底层社会认同趋势明显。

  3.社会情绪方面:现实消极情感能量诱发群体情绪感染

  情绪是个体在现实环境中满足程度的主观反映,对个体态度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社会情感的能量基础来源于人的基本需要,人际交往在基本需要的推动下为互动预设期望,期望满足的程度和方式决定了情感体验的效果。高度的情感“驱力”可以使个体从参与群体的互动中得到充分的情感力量,成为群体的支持者甚至领导者,相反,较低的情感能量会导致个体消沉沮丧、躲避逃离,进而疏远群体的目标和符号。传统亲缘关系解构、长期独居、职场竞争使青年群体缺少现实情感倾诉对象和情绪宣泄渠道。个体的“情绪热量”在个体间不断的酝酿、交流和传递中被校正、被去个人化、被强化,逐渐被包容、消解和重构为群内共享的情绪基调、情感氛围和集合[10],从而使情绪由个体层面延展到群体范围。具有相同情绪基调的青年个体通过社会沟通和分享进一步提高了群体凝聚力和群内同质性,而群际情绪理论认为,群际情绪有助于激发和调节群内、群际态度和行为[11]。因此,具有同质化的情绪状态的青年群体在认同感的驱动下,通过网络聚合共鸣、集群互动,群内成员之间的情绪感染更进一步增强了群体凝聚力和驱动力,当压抑已久的现实消极能量积累到一定强度后,将以网络狂欢式的热点事件为减压阀释放出高强度的情感动力。

  4.社会价值层面:价值主体性与自我意识膨胀汇成群体非理性信念

  价值观是个体的选择倾向,也是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12]。它包括个体之间的人际互动和群体共有架构的两个维度,即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个体的行为信念、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决定了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群体中个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和行为意向决定了群体行动的实际行为。青年群体作为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担当,是新锐而敏感的群体,其价值观变化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变迁。随着青年群体的价值主体性意识觉醒,义利观呈现多重结构变化,个性意识、竞争意识和权利意识凸显。他们热衷于公共社会话题,愿意倾注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会组织生活,表现出自信努力、有理想、有担当的一面。但社会转型期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多样化推动着网络族群的多元化发展,网络族群文化作为网络社会新型亚文化样态,受到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类社会思潮的影响[13]。当青年群体面临着理想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分配、社会公正、人际关系、自我发展目标等问题和困惑时,往往缺乏科学认知和理性判断,其附属群体资格会让其产生消极的社会认同,促使个体不满并寻求社会流动。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使得青年群体可以在充分心理安全感的基础上积极表达和呈现源于现实情境的共同感受和经验。现实生活中社会结构的僵化和阶层流动机会的受阻,使他们在网络社会的语言狂欢中不断进行着自我追寻,各种利益诉求、情感宣泄、意见表达等经过网络分享、交流、互动、分化与聚合,形成共同经验、判断、认知和心理,进而形成具有对共享现实的感知、接近性和适用性的群体认同。当极端情绪化的网络表达在群体情绪感染的作用下,趋于同质性的网络社群极易滋生非理性从众意见,进而形塑了集体认同和群体一致的非理性信念。

  5.社会行动层面:热点事件的诱发因素引发去个体化集体宣泄

  个体由无意识的生理性行为到具有意向性的社会性行动深受社会认知、情绪和价值观的影响。韦伯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四种类型,且认为目的理性行动是社会行动发展的方向[14]。网络的符号性、匿名性、临时性和偶发性,使个体的自我导向功能和责任感在群体情绪或群体评价影响下模糊化、削弱或丧失,个体受到外界约束、评价、规范的压力减小,产生个人行为和态度被分离的“去个体化”现象。去个体化使个体保持与群体的一致性,在网络空间往往容易产生比现实集群更为激烈的群体极化现象和集群行为。青年群体的负面情绪会发酵导致群体性怨恨,而群体情绪持续循环的“情绪感染”过程提高了群体评价和群体认同的同质性。群体成员的集体剥夺感在他们对群体表现出明显的认同时更为敏锐[15],强化的群体情绪容易引起群体极化、群体间偏见和群体间冲突。群体间在认知、情绪、价值观和行为倾向上的差异决定了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以及群体互动中能量交换的方式[16]。当遇到诱因刺激时,去个体化的集体基于心理的情绪动员,促使其他成员产生极端的情绪表达,在突破和超越现实束缚的网络空间进行集体宣泄以获得心理的平衡和满足。当与现实情景密切关联的群体性事件经过网络持续发酵时,就极易产生线上到线下的导流,进而演变为现实社会的集群行为和群体性事件。

  三、“空巢”心态与“集群”行为的映射:网络集群行为规律的呈现

  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个体需要从群体中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寻求认同和实现自我,群体心理决定了群体行动发生的内在机制,并支配着群体的情感、认知、态度和行为。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已有学者开展了集群行为心理学机制的相关研究,如陈月生(2010)认为,群体心态是群体在社会中地位的心理反映,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变量,在群体心态消极失衡的情况下,很小的矛盾冲突也可能演变成为重大群体事件[17]。弯美娜等(2011)认为,社会认同、愤怒情绪以及群体效能感构成了集群行为发生前的心理准备状态[18];薛婷等(2013)认为社会认同可以通过群体情绪、自我和群体效能路径影响现实或网络集体行动参与[19]。高文珺(2014)等认为“认同-评价-情绪-行动”路径是网络集体行动发生的基本心理过程[20]。韩磊等(2016)认为,心理安全感与应对方式和自我控制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心理安全感安全感高的群体显示了较强的自我控制力,面对困难和问题时的应对方式更加积极[21];董贝蓓(2016)认为,心理不安全感是影响网络集群行为意向的因素,与网络集群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水平心理不安全感的个体的网络集群行为意向更显著[22]。

  根据前文对青年群体“空巢”心态的特征描摹,我们可以发现,该群体现实生活中需要满足缺乏、利益诉求失效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为集群行为的产生奠定了情绪基调。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使得青年群体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寻求归属、实现自我。当源自现实社会中各种压力和阻力产生的群体性焦虑和弱势心理在网络社会不断地发酵、感染和循环时,群体情绪和共同认知就逐渐形成群体效能,并对网络集群行为产生影响。可见,青年群体的“空巢”心态特征与网络集群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相契合,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具体呈现了个体和群体现实中的社会需要、认知、情绪、价值、行动等社会心态指数与集群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具体解释了现实的负向情绪如何在网络社会中演变为集群行为的机制和路径。青年将互联网转化为了全新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渠道和载体[23],其自身生理、心理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其在网络社会集群行动中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充分了解与掌握网络集群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前提下,系统分析网络舆情事件中的集群行为规律及成因,对及时全面掌握青年“空巢”心态发展趋势,有效预防和控制网络群体性事件有着特殊且重要的意义。

  1.网络集群行为的信息传播规律

  在网络社会,人们的信息交往实践构成了网络集群行为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网络社会的集群行为通常源于网络舆情事件,其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过程,呈现出传播主客体复杂交替、传播内容多元繁杂、传播媒介多样多变、传播环境从现实社会到网络空间、传播效果迅速广泛等信息传播特点。首先,信息传播的源宿转换交替,互联网越来越高的普及率使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可以在网络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青年群体作为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热衷于通过网络参与社会热点和公共事件的围观、讨论、挖掘与传播。其次,随着信息传播的渠道由单一向多维度转变,信息传播的实践场域呈现出“媒介化”的融媒传播格局。新兴媒体不再仅局限于“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以及客户端),还产生了具有相对成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新兴平台,如知乎、果壳等网络社群、网络电台、弹幕、网络直播、网络字幕组等。新兴的媒介平台强化了社群聚合和信息传播的功能,呈现出裂变式、碎片化和极端化等信息圈子化传播特征,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信息交流、融通和汇集的渠道。再次,网络空间作为具有匿名性和隐蔽性的多元话题场域,其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判断能力,青年群体缺乏足够的信息辨析能力,极易陷入价值观的多元分化、矛盾冲突和分裂重塑。因此,网络社会传播内容多元繁杂且良莠不齐,使网络舆情空间复杂多变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价值判断、选择和形塑。

  根据以上分析,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权和话语权“去中心化”趋势凸显,“群众围观”和“话语平权”的信息传播格局逐渐形成。当超越空间限制的“缺场”[iii]交往作为最活跃、最广阔的交往方式成为个体和群体汇集经验的便捷途径时,传递经验便成为可以横向连结且能够引导在场经验的主导经验[24]。多元化的个体和群体在网络社会的交往实践中不断“传递经验”,逐渐汇集、融合成为超越自身和群体限制的网络社会表象。这种社会表象具有巨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对个体和群体具有强大的能动性地动态支配作用,可表现出扩展延伸和趋稳沉寂的双重特点[25]。具体表现为网络舆情的信息膨胀和信息收缩,即舆情兴起、发酵的扩展延伸过程和舆情衰减、回落的趋稳沉寂过程。以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为例,乘客的直播微博出现在事故发生后仅4分钟时间,比主流媒体报道事故发生提前了2个小时。事故发生12小时内,新浪微博相关讨论信息已突破200万条,初步形成的网民态度和舆论氛围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部门带来极大压力和挑战,舆情演变过程交织着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合作和博弈,充分显示了网络社会表象唤醒集体兴奋、渲染群体情绪、促进群体认同进而引发大规模集群行为的作用。

  2.网络集群行为实情决定舆情规律

  网络集群事件起源、发酵、演变的传播过程中,网络热词和流行语层出不穷、变异延伸,这种现象是一个时期社会、政治和经济现状的精炼缩写和描摹,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青年群体的情感世界、思想状态和心态变化。从“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范跑跑”的雷词产生,到网游魔兽的“世界吧”引发“寂寞党”,“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再到“蓝瘦香菇”、“厉害了我的哥”,“人生就像刷牙,一手握着杯具(悲剧),一手握着洗具(喜剧)” 等网络流行语的风靡,均从不同角度折射出青年群体的浮躁、自嘲和泛娱乐化的心态特点。青年群体正值事业发展期,该群体存在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情绪通过网络空间的嬉笑怒骂、调侃恶搞展现表露,自娱自乐的同时表达对社会热点和公共事件的关注和评价,尤其关注社会不良现象和医疗、教育等民生话题。如非法经营疫苗案件、弑医和伤医事件等引发网络舆情热点,公众聚焦医疗改革、医疗监管、医患关系等问题;魏则西事件揭露了百度竞价推广、莆田系民营医疗机构及医疗监管机制滞后等诸多医疗乱象;涉警舆情事件“雷洋案”,标签化传播影响网民对事件真相的全面认知,个别涉事机关“重办案、轻释疑”、“不肯说、不快说”等舆情处置陈旧思维升温网络热度,刺激舆情发酵,焦虑和逆反情绪引发网民“推人及己”的接力反问,引发“你我能否是下一个雷洋”的强烈代入感。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网络舆情是现实问题在网络社会的反映,是社会不同层面复杂矛盾的现实折射,是不同群体的态度观点、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网络舆情越来越呈现出“实情决定舆情”的特点。

  3.网络集群行为的虚拟与现实群聚联动特征

  网络的波动效应和高度扩散能力具有把局部发生的“小事件”符号化和扩大化的特性,当涉及弱势群体或社会热点问题的个人事件和个体情绪经过网络传播和发酵后,可能演变成为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群聚性“大事件”。特别是“人肉搜索”这种“一人提问,八方回应”的信息叠加方式能够汇聚起网络世界的智慧和力量,进而打通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界限,延伸和演变为一种线上线下、虚拟与现实联动的网络集群行为。随着青年群体社会参与热情和民主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地关注网络事件的事态进展、意见参与和问题处理。青年群体网络参与和网络热点演变之间呈现循环“双向刺激”,既加剧群体情绪积累风险又推动网络舆情发酵演变[26]。当有关社会公平、官员腐败等议题和敏感元素激活、诱发其潜隐的现实不安全感、愤懑不满、焦虑寂寞等消极情绪时,就会产生极端强烈的情感宣泄和利益诉求,将网络舆论与社会现实群体性事件相呼应,呈现出虚拟现实群聚联动的特征,从网络空间意见流转化为现实社会行动流。如湖北仙桃“邻避运动”中民众诉求得到满足,推动了广东肇庆的民众聚集活动。湖北邓玉娇案中的网民“屠户”,在线上发起的号召与线下的实际行动相结合,使案情一波三折,处理结果最终赢得了网民的认可。山东邓相超事件中邓的支持者,通过网络动员和聚众网民延伸到现实社会的集群行为,在当地发生了影响严重的集群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事态范围。

  4.网络集群行为的易被操控性和伪公共性特征

  互联网环境下传播主体身份隐蔽多变导致网络集群行为的内容难控、发布难控、受众难控,其次网络环境下各种利益群体的互相角逐和博弈,由网络舆论引发的群体事件呈现出线上线下交织、合流的迹象。单纯的局部事件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即可引发关注,致使网络舆论中存有大量的虚假信息甚至造谣诽谤的“伪公共事件”。个人或团体与“网络推手”、“公关公司”等联动勾结,在利益诱惑驱动下制造虚假民意,精选话题、组织发帖和转帖等最终达到营销产品、炒作热点等目的。如郭美美炫富炒作事件、“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假新闻、“罗尔事件”营销等诸多网络热点事件等。此外,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利益集团利用网络舆论影响真实世界的阴谋操纵舆论导向、培养意见领袖和进行议程设置,议题表达的利益诉求从经济层面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利用“民意”干预司法公正和政府决策的事件时有发生。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湖北邓玉娇案等都有境内外敌对势力和网上所谓的“意见领袖”打着“维权”、“保护弱势群体”等口号主动介入、炒作和攻击。

  四、从结构观到建构观:网络集群行为的归因分析

  网络集群行为是现实世界的社会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社会延伸,是现实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映射呈现。理解网络社会的问题,应超越结构论的研究方式,从实践的观点和思维出发,才能从本质上把握网络社会的发展规律和问题[27]。网络集群行为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史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潜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因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外化表现和媒介呈现,又是现实社会个体和群体社会心态的内因特征作用于网络社会的动态映射,且内因和外因之间辩证统一、互相联系、互相转化。因此,从结构观的宏观结构性变量视角关注诱发网络集群行为的外部总体因素,转向通过建构观的主体情境互动视角分析个体、群体与社会交互的内部心理因素,尤其是关注网络集群行为中青年群体的心理认知和心态建构的动态过程,可以从本质上抓住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关键,有利于我们采取更加有效的引导策略进行预防和控制网络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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